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1991)A Brighter Summer Day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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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ktime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1991)
這是一部典型的寫實主義電影。故事發生在60年代的台灣，民眾思想
飄忽不定，社會充斥著不公平，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猜忌，不理解。這一代
的少年嚮往自由，獨立，有著強烈的自我表現欲，他們想改變一些東西，
改變人，改變這個世界。然而，他們沒有信心，沒有力量，在這無法改變
的世界里，他們不知所措，只有在不斷的爭斗與打殺中痲痹自己，他們空
虛無助，卻只有任憑擺布。
小四是一個沉默、老實的中學生，由於落榜進入了夜間部學習。在這里，
幫派，打殺，miss像毒氣一般瀰漫在他的週圍，無處不在，從不停息，仿
佛永遠不會散去。他不是一個壞學生，卻同樣干著一些人們眼中的壞學生
才會干的事。他偷了一隻巨大的手電筒，隨心所欲地在黑漆漆的夜裡照看
同伴的臉，並以之為豪。這只手電筒是電影里自始至終出現的道具。在電
筒照亮的方寸里，他看到了真實，在週圍的黑暗里，他又再度陷入了迷惘。
他默默喜歡上了小明，不顧黑社會的恐嚇，安慰，陪伴著遭遇家庭不幸的
小明。他被迫作弊，被學校處罰，父親為之評理，他卻被記大過一次。記
得在回家的路上，父子倆推著自行車，慢慢地走著，爸爸對他說：“如果
人要為自己沒有做錯的事低聲下氣，那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只要努力，就
會有自己的未來……”爸爸的話使他再一次對生活充滿了信心。
然而，生活一次又一次地欺騙他，他被真與假、公正與邪惡的較量包圍著，
密不透風，使他喘不過氣來。他沒有被別人的淫威所嚇倒，卻不得不在自
己心靈的夾縫中求生存。他向小明發誓，永遠對她好，永遠保護她；電筒
照亮的地方卻是小明與別人的約會，是血肉模糊的屍體，是臨死前的真情
流露。父親被最好的朋友出賣而失去了工作。生活再一次向他發起了挑戰。
他變得有些衝動，他要為父親出氣，他要揭穿成人世界的虛偽。當父親替
他向校長求情時，他用球棒打破了校長的頭。還是那條路，父子倆推著自
行車，爸爸只說要用戒煙的錢給他買副眼鏡。這是父親對兒子的理解和信
任，但他可能並不知道隱藏在小四內心深處的苦悶和困惑。一個善良而充
滿希望的孩子最終被退學。他對小明說：“下次再進校門就是日間部開學
的時候。”而正當他刻苦K書的時候，小明卻投向好友小馬的懷抱。小馬
也毫不隱瞞，因為在他心里，這根本不足以破壞他與小四之間的友情。然
而這些可憐的少年，並不懂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情，直到最後失去小四，小
馬哭了，小四是他唯一的好朋友，他卻失去了他。
了解了自己心愛的女孩並非想象中的單純，小四並不在乎，他祇想改變她，
不願她被人瞧不起。可是女孩同樣也感到了世事的無情，社會的不公正，
她對這個世界早已經失去信心，她相信自己不會改變，就像這個世界不會
改變一樣。小四無法忍受長久壓抑在心的痛苦，無法接受心愛的人自甘墮
落，他一刀刀刺向小明，鮮血中包融了一切的心痛，迷惑和衝動。小明死
了，小四仿彿以為自己只是殺死了那個肮髒的她，倒在血泊中的將是一個
全新的小明。他呼喚著：“小明，起來，用力站進來啊，我來扶你!……”
他是多麼希望自己可以幫助她，解救她，保護她啊！但他如何能與整個社
會抗爭呢？他只是一個孩子。他只能嘲笑這些成年人，他們自以為自己導
演著一切，其實連真的假的都分不清。他以為自己可以改變別人，解救別
人，卻同齡人被嘲笑為自私，幼稚。他只能選擇一種最簡單的方法來解決
問題，因為他的頭腦已無力思考。
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些什麼？他們自己也搞不清在玩些什麼游戲，爾虞我詐
又自以為是；少年的心里想些什麼，成年人猜不出來，只能駡一句“你這
個小太保”以示自己的清高。小四在黑暗里不斷地開燈關燈，媽媽問他干
什麼？他說“為什麼關燈開燈眼睛會花呢？”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曾有過的
感受，卻只有他們才試圖去解釋。小貓想送盤錄音帶給獄中的小四，告訴
他，自己給貓王寄去了自己唱的歌，貓王竟然給他回信了，還送給他一枚
戒指。這盤錄音帶卻被獄官扔進了垃圾箱。這些標榜著保衛正義的人卻做
出了最無道義的事，這難倒不是最大的諷刺嗎？成年人的世界包圍著這些
看完楊德昌的91年榮獲東京電影節大獎的《牯嶺街少
年殺人事件》後的唯一感覺就是相見恨晚。
總的來看，《牯》並未從80年代初期的台灣電影新浪
潮那種“單純描述具有濃厚鄉土氣息的成長故事，再
由個人成長去反映社會變遷”的定式（《戀戀風塵》
《小畢的故事》《童年往事》《鼕冬的假期》《第一
次約會》等）中擺脫出來，但從影片“平鋪直敘的、
市井語言式對白、無任何背景音樂”的創作手法上看，
楊德昌似乎在努力償試一種更質朴的、不加絲毫修飾
的電影風格。
此前，作為台灣電影新浪潮代表人物，楊德昌一直是
以現代都市人生活的代言人形像著稱，其早期的《光
陰的故事》（第二段《期待》，82年）以及《海灘的
一天》（83年）和《青梅竹馬》（85年）都是這類的
典型之作。然而此次《牯》片卻將背景放在60年代的
台北，而且首次以真實事件為基礎，這點與他的另一
部虛構殺人事件的《恐怖分子》不同。
男主人公“小四兒”（張震飾）由一個老實的優秀學
生最終發展成一個殺人兇手，而且在極端混沌中竟不
相信曾經摯愛的初戀女孩小明（楊靜怡飾）已經倒斃
在自己腳下，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個少年因愛不遂而沖
動殺人的事件，然而楊德昌甘心花費長達3小時45分鐘
從頭至尾將這個看似普通的事件娓娓道來，必然有其
良苦用心。
為了讓觀眾從事件表面現象透視出時代的變遷所造成
的社會環境，進而決定了每個人的命運和事件發生的
因果關系，楊德昌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為觀眾更易于
理解並接受的細節描寫，甚至不惜令某些場景顯得單
調而沉悶，如：空蕩的操場、漆黑的攝影棚，長達數
分鐘的默然面對......
影片伊始，還在上高二的小四兒，暑期中聽到廣播中
大學錄取通知名單時，還在與家人商量上哪所大學。
而次年的暑假，家中再次響起同樣的廣播，守著破碎
家庭的母親，想起已成階下囚的小兒子，百感交集。
到底是社會問題造成了這樣的結果，還是家庭本身存
在著無法彌補的缺陷，楊德昌似乎告訴觀眾，單純以
成人的目光去看待少年人的生活，是永遠無法理解的。
此外，影片的很多情景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同樣也是反
映少年成長經歷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打群架、泡
馬子，同樣的青春騷動，不同的是少了些激情和活力，
卻多了份壓抑和不安。
如果可以將台灣電影分為四個階段，我比較傾向于這
種分法：
60年代的黃金時代（《養鴨人家》《冬暖》《秋訣》）
即台灣人所謂的“健康寫實期”。
70年代的三廳時代（即客廳、舞廳和咖啡廳，另一種
說法是客廳、餐廳和臥房），只重視商業效果很快將
台灣電影推入困境，也是台灣電影的低潮時期。這期
間以李翰祥的“風花雪月”片著稱（《金瓶雙艶》
《洞房艶史》）。
80年代新浪潮時代，這個時期的佳作層出不窮，侯孝
賢、楊德昌、陳厚坤、許鞍華、王童、王正方等人欣
起的這股新浪潮其實是反映台灣經濟轉型對社會所造
成的影響，在對社會問題的關心和對人性的探討的同
時，還將台灣政治、經濟、文化上與美、日的裙帶關
系不著痕跡地呈現出來。
1982年張一部新浪潮電影《光陰的故事》誕生了，次
年由侯孝賢執導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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