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凭《三峡好人》一举夺得本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狮奖，让这位十年前甫出道就让人侧目的年轻人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知道一直有参与贾樟柯电影——从《站台》、《小武》、《世界》到这部《三峡好人》等片其背后有一位香港电影人的并不多。
这位香港电影人名字叫周强。
因为周强过去参与的影片，与香港主流的、商业的影片一直有一定距离，虽然他曾是许鞍华《千言万语》的副导演，但是因为他就像是游离于主流圈内外的电影工作者，再就是他的低调，故其知名度确实不高。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也曾是刁亦男(曾任张杨导演《洗澡》的编剧)导演、获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制服》 (说一个假冒警察的故事)的监制，也是年轻女导演唐晓白获丹麦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奖项影片《动词变位》的策划／监制时，那么你也许便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原来香港电影人并非一律地向钱看的，并且可以很好地融入到内地电影业中。
周强已默默在内地从事电影达十年。从《站台》到《三峡好人》，这系列影片所获得的主要成绩，当然仍以贾樟柯的贡献是最主要的，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然而，周强的介入也许带来的作用就是让贾的作品多了一个可能，那就是对电影文化的国际性多了些更深入的了解和相对容易一些的沟通。任何什么奖(何止是电影) 都有它的游戏规则。这方面，无疑是香港电影人的一些优势。从周强当年在香港参与主办香港国际电影短片竞赛节目中与当时贾樟柯上映片《小山回家》参加这个活动两人认识时，因为一个小型电影展、电影竞赛活动而导入至国际化舞台，产生拥有各种可能性渠道，同时，周强长期生活在国际化都市的香港，自觉的国际化意识在电影创作、运作中也会有所作用。就是内地所没有的、欠缺的。
香港的实验电影、短片、独立卡通片、DV等由各种民间团体主办的电影／影像活动虽说不上蓬勃但也颇活跃，不只是让香港的年轻人有机会展现才华，也让内地或国外的青年电影爱好者与香港同好一起表现他们的创作力。例如广州女孩曹斐1999年就曾以DV作品《失调257》参加香港这些影展获奖而扬名。这些全部非主流影展或交流活动，与香港电影金像奖等这一类的主流电影活动，有着明显不过的区隔。曾经长期在这些非主流电影文化熏陶浸淫的周强，或许就会对贾樟柯的影片产生了潜移默化而不可能作量化衡量的贡献。又如，最近在香港举办的“香港亚洲电影节”，竟只是由一家私营影院——百老汇电影中心主办，这又是内地电影界同行能想象得到的吗？举出这么一个例子，只是想说，假若没有这样的一个电影文化氛围，周强们的出现不是没有可能，只是可能性低了许多。说不定，当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举办“贾樟柯电影作品展”时，内地相关人士却可能连想也没想过呢。
我的意思是说，贾樟柯背后的这个周强，因为是前者的作品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电影叙事风格和电影语言，打动了后者，后者才会让自己蕴藏的、不自觉的非主流电影文化因素与前者经过不那么艰难的磨合，继而产生了化学作用，令两者是如此吻合。
内地电影近年在商业片的尝试中屡获甜头，背后同样有香港这一“推手”。无论张艺谋、陈凯歌或冯小刚等人的影片，都有香港资深电影业人士在幕后除了出资外，还出谋划策。因为对于海外市场他们比起内地同行们都要懂得多、了解得多。这又是因为这些香港电影人饱受另一套电影商业文化的历练，身经百战，对所谓 “行情”了如指掌。如冯小刚为什么会在《天下无贼》中让刘德华、刘若英任主角而让一向的“爱将”葛优退居二线？只需了解该片背后的投资组合，葛优的“退居”就不是无缘无故的。
什么样的电影文化氛围，就能培养出什么样的电影人。
然而，即便香港电影人有可能给内地电影带来另一种可能，尽管《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扬威，但是，正如同在这一威尼斯获得地平线单元大奖的《马背上的法庭》在市场上票房惨谈(该片在广州上映四天只能收2000元票房)，《三峡好人》在内地电影市场的表现如何，却不是香港电影人能够决定或改变的。
